阿绿:民族志电影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拍摄者个人如何去看待、去解释自己所拍摄到的东西,好像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还是存在一种天然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。但另一方面,拍摄者在拍摄被拍摄者的时候,也还是需要借助被拍摄者的语言、行为和反应来表述“我”想要表达的观点。这是不是一种必要的权力?很矛盾但又很有必要。身在高校教书,刘健平时和年轻人相处的机会很多。他一直在思考,现在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,是不是也像他们当年一样,可以用艺术来解释、来消化、来应对?或许有其他的方式。大概《艺术学院》浓墨重彩地描述九十年代的文化盛景,正有“文艺复兴”之意,试图将艺术重新带回当代年轻人的对话中,甚至回到对话的核心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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